三百年來，歷代的噶瑪巴在西藏寬廣遼闊的土地上自由無礙地遷移，隨行的是一個極大的流動修持團體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噶美嘎千」（Karme Garchen，噶瑪巴大營地）。雖然這行人一路上確實會前往噶瑪噶舉的主座寺院，不過從第四世到第九世的噶瑪巴，他們成年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遷移當中度過，前往任何他們認為有機會利益眾生的地方。

這個獨特的嘎千傳統，讓噶瑪巴能夠隨心所欲地遷移或停留，當環境條件適宜時，就把營地搭建起來，當因緣不適合時，就繼續遷往他處。但是嘎千不像一般的營地那樣，關鍵性的因素並不是紮營的地點對營地有什麼好處，而是這個營地對這個地方能提供什麼貢獻。以嘎千來說，它是一個絕佳的方法，能有效地將佛法傳衍到最有接受力的地方。事實上，嘎千重現了佛陀在北印度以遊方托缽化緣來弘揚佛法的方式，只不過嘎千是為人口稀少的西藏高原而採行這樣的做法。

在跟隨傳承尊勝的領導者法王噶瑪巴一起旅行時，營地的成員在旅途中仍然繼續進行密集的學習和修持。在最顛峰的時期，嘎千中有一所完整的佛學院（藏文：shedra）以及一所密續的學院。除此之外，還有許多個別的閉關者（藏文：chog dra）在進行密集的禪修修持，這些人就在自己的單人帳篷中閉關。最高峰時，嘎千中有高達五百位這樣的移居閉關者。同時，許多噶瑪巴在這段期間著作的哲理思想論著和禪修指引，是在嘎千營區中完成的。

仰仗著西藏根深蒂固的游牧傳統，營隊攜帶所有的必須物品走過西藏的山谷、越過高山隘口。即使在法王噶瑪巴被請至當地的寺院居住時，嘎千營地也可以在這座寺院附近紮營，不會給接待噶瑪巴的主人帶來過多的負擔。

整個營地的可移動性和它自給自足的能力，也讓它有高度的彈性和機動性。從創立噶舉大祈願法會的第七世噶瑪巴時代開始，舉辦噶舉祈願法會的地點並不是在任何固定的地方（如現今是於菩提迦耶舉行），而是看應該舉行法會的日期來臨時，當時嘎千在何處紮營，就在何處舉行法會。

然而，嘎千並非只是一座四處移動的巨大寺院，它本身有一套自己的文化。每一個加入嘎千的人，就算只是在其中擔任門房的工作，都必須要完成某種最低限度的修持，例如累積某個特定咒語的念誦次數。擴大範圍來談，嘎千以其嚴格遵守戒律而聞名，營地當中有一組三十人次的全職糾察師在強力執行監督的工作。

讓人幾乎難以置信的是：嘎千竟然抗拒得了對肉食的依賴，那是乾燥西藏高原的游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從創立嘎千的第四世噶瑪巴起，一直到親睹嘎千被蒙古武力摧毀的第十世噶瑪巴時期為止，在嘎千裡是完全素食的。三百年來，甚至連把肉帶到營區的範圍內都是嚴格禁止的，這為嘎千贏得了「白湯佛法」的稱號，其中的「白」指的就是沒有肉製品。

以在嘎千中創作的藝術作品來看，嘎千顯然為無限的想像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氛圍。一般而言，噶瑪噶舉傳承已經十分重視藝術創作，但是嘎千又特別為創作的產出提供了豐沃的土壤。營地中顯然還設有移動式的藝術家工作室，西藏繪畫的三大流派之一就是在嘎千中興起，這個畫派就稱為噶瑪嘎孜派（Karma Gardri，噶瑪巴營地派）。

蓬勃發展的三個世紀裡，在產出藝術、學術，和最重要的心靈領悟上，嘎千成為一個充滿生機而成果豐碩的地方。它獨特的形式深深地紮根於佛教達波噶舉傳承的教法，結合了增長出離心和菩提心的噶當派口訣指引，以及透過大手印修持而生起的清新自然任運。

嘎千是由第四世噶瑪巴若佩多傑（Rolpe Dorje）於西元十四世紀時所創。當跟隨噶瑪巴的人數越來越多，隨行者從一地遷移至另一地變得越來越難運作時，若佩多傑想到了將跟隨者組織成一個系統化營地的想法。到了第七世噶瑪巴確扎嘉措（Chödrak Gyatso）時，嘎千到達了最顛峰。第八世噶瑪巴米覺多傑（Mikyö Dorje）則將當時人數已達數千的規模，調整到比較容易掌握的範圍。到西元十七世紀第十世噶瑪巴的時期，營地受到蒙古武裝軍隊的攻擊，住民遭到屠殺。第十世噶瑪巴只好設法逃生，飛向不為人知的地方。在嘎千如此被摧毀後，後繼的噶瑪巴就大多留在住錫地楚布寺。

從第一世噶瑪巴開創了西藏轉世傳承的制度，到今天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來傳揚佛法，每當現存的方式不足時，噶瑪巴總是能找到新的方法來和他們的弟子產生連結，照護他們的弟子。數百年來，嘎千對噶瑪巴而言是一個很理想的方法，無論弟子們身在何處，嘎千讓噶瑪巴能夠接近弟子，並且讓噶瑪巴得以擴展他們事業的範圍，超越任何出現在眼前的新界限。不受地理的限制，嘎千是噶瑪巴無限利生事業最典型功德的完美示現。